继古典时期之后，希腊艺术在希腊化时期发生了新的变化，呈现一些与古典时期不同的特色，雕塑形式上失去了古典时期的单纯，少了理想化的色彩；在题材上艺术家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选取题材，情感的宣泄、戏剧性的追求、形式语言的雕琢、丑陋与痛苦的表现，主宰着希腊化时期的雕塑创作。当然希腊化时期的雕塑艺术是在前人黄金时代雕塑艺术基础上的发展，在希腊化的后期古典风范的影子又频繁的出现在雕塑艺术作品中。

希腊化时期（323-31 BCE）

希腊化这一术语是1836年普鲁士历史学家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 1808-1884）提出的，具体是指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356-323 BCE）征服希腊至罗马人征服埃及托勒密王朝的这段时期，大致从公元前4世纪末到公元前1世纪中叶。在这个时期，东方地区的古老文明和古希腊艺术相互交流，相互影响。艺术从服务公共社会转向服务王公贵族，艺术的中心也由希腊本土向东方转移至帕加马、以弗所、亚历山大城等地。城市建设颇受重视，城市中心有原先的神庙变成贸易广场，雕刻艺术开始在各地繁盛起来。雕塑家将老态、丑陋、年轻、美丽都包括在其中，摒弃了波留克列特斯认为的雕塑应该具有完美比例的自足实体，不应过于装饰，他们的作品与环境充分的互动，就像是一个活生生且十分情绪化的人。

位于现今土耳其的帕加马（Pergamum）是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帝国分裂后产生的王国之一，他的末代国王阿塔洛斯三世去世后，帕加马被罗马接管。阿塔洛斯的家族拥有巨大的财富，公元前175年建造的宙斯祭坛是希腊化雕塑中最为著名的作品，与古典时期对比有着前所未有的情感张力，到处都是在战斗，对死亡与苦难进行了生动的描绘。

《沉睡的阿里阿德涅》（Sleeping Ariadne）是帕加马风格代表作品之一，大理石作品完成于古罗马帝国安敦尼王朝哈德良（Publius Aelius Traianus Hadrianus, 76-138）在位期间。作为所有的罗马皇帝中最有文化修养的一位，哈德良非常热爱古希腊文化，在位期间曾命工匠制作了大量古希腊著名雕塑的副本，此为其中最为著名的一座。因为作品人物左臂上的蛇形臂环曾一度被认为是埃及艳后克莉奥帕特拉（Cleopatra, 69-30 BCE）的形象，直至18世纪才由意大利著名的古文物和艺术史学家埃尼奥-基里诺·维斯康蒂（Ennio Quirino Visconti, 1751-1818）认定为是阿里阿德涅的形象。

斜倚的阿里阿德涅宽袍子下垂，露出一半乳房。左腿穿过右腿，头部枕在左手，努力摆脱内心的不适感，表现出一种不安的状态，仿佛醒来就会报复忒修斯。雕塑对波折的衣纹以及人物神态做出了极为出色的描绘。

《垂死的高卢人》是另一件帕加马风格的作品，它是罗马人仿造一件希腊化时代的雕像，原作品已失落并被认为是青铜铸造，可能在前230年至前220年间由帕加马国王阿塔罗斯一世委托某位不知名的艺术家制作，来庆祝国王击败小亚细亚的加拉太高卢人。在历史学家普林尼的记录中曾经提到过帕加马雕塑大师埃皮格诺斯（Epigonus of Pergamum, active Late 3rd Century BC）的作品“号兵”如果指的就是这座雕塑，那么有可能埃皮格诺斯就是整座雕塑的创作者。

雕塑中高卢士兵倒在巨大偶的椭圆形盾牌上，鲜血从胸部深深的伤口中涌出。他盯着地面脸上表情十分痛苦。雕塑家已十分夸张的方式对这位士兵的肌肉组织进行了处理，胸部紧绷与左腿凸胀的静脉，暗示着击倒他的必定是一位非比寻常的人。

在希腊化时期也有非阿塔洛斯王朝的经典作品，如卢浮宫镇馆之宝《萨莫雷斯的胜利女神》（Winged Victory of Samothrace）和《米诺斯的维纳斯》（Venus De Milo）。《萨莫雷斯的胜利女神》是胜利女神尼凯（Nike）的立像，小亚细亚的统治者德梅特里奥斯一世为纪念他在海战中打败托勒密王国的舰队而创作的，最早矗立在萨莫色雷斯岛海边的悬崖上，面对着苍茫大海。也有考证是公元前2世纪作品，是公元前190年罗得岛人民为战胜叙利亚的舰队而立的纪念碑。

雕像在形式上已转向世俗化、戏剧化和形象的人格化，并以传达人类心理和激情力量为其特征。作品中女神的双翼微张，海风吹拂起裙边，外衣紧贴在女神身体上，细密而又富于变化的衣褶勾勒出女神优美的曲线，给人以华丽优雅的美感，被人称为是“崇高样式”的理想化人体。这座雕像完美而健全地体现了女性肉体所包含的蓬勃的生命力，并赋予其高贵优雅雄壮的美。这是希腊化时期的典型作品，艺术与自然得到了结合富有戏剧化。

希腊化时期的雕塑在普拉克西特利斯和留西波斯等人的风格的影响下，从新定义了希腊雕塑的本质。这一时期，表现女性人体美的雕塑日渐增多。从普拉克西特利斯悄然探索裸体的基础上，发展成了公然的探索。通过对比普拉克西特利斯《尼多斯的阿芙洛狄忒》，《米洛斯的维纳斯》虽然半裸，富有十分的美感。雕塑在出土时左手拿着金苹果（现单独保存），另一只遗失的手臂可能是轻轻的拎着衣服，以防掉落。也许正是丢失了她的双臂，才会唤起人们的无限联想。

雕塑家在作品中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得加入了挑逗与性的元素，使得半遮半掩的维纳斯格外性感。整个身体的比例相比留西波斯1：8的比例要更加的修长，各部分比例几乎都蕴含着黄金分割的美学秘密1：3：5，这正是古人对于人体美的赞颂和肯定，为后世的艺术树立了不朽的典范。

希腊本土雕塑传统深厚，使其在希腊化时期依然成为雕刻艺术的中心。同古典时期雕塑相比，希腊化时期的艺术风格多样，既有《米洛斯的维纳斯》、《萨莫雷斯的胜利女神》等接近古典时期的风格，也有体现这一时期生死搏斗、美丑相争的时代精神、掺入悲剧性风格的《拉奥孔》等作品。

公元前2世纪初，罗马击败了马其顿军队，希腊成为罗马的行省，希腊艺术家不断为罗马人提供古典艺术与希腊化时期的经典复制品。罗得岛的《拉奥孔》（Gruppo del Laocoonte）创作于约公元前一世纪，1506年在罗马出土，震惊一时，被推崇为世上最完美的作品。这件雕塑可能是在希腊化的基础上进行了创作，改变了原作，在左边加上了拉奥孔的另一个儿子。作品和帕加马宙斯祭坛上的表情有惊人的相识处，有可能是出自罗得岛上的三位雕塑家阿塔诺多罗斯（Athanadoros）、阿格桑德罗斯（Hagesandros）和波利多罗斯（Polydotos）。

拉奥孔位于群雕中央位置，神情处于极度的恐怖和痛苦之中，极力想使自己和他的孩子从两条蛇的缠绕中挣脱出来。他抓住了一条蛇，但同时臀部被咬住了；他左侧的长子似乎还没有受伤，但被惊呆了，正在奋力想把腿从蛇的缠绕中挣脱出来；父亲右侧的次子已被蛇紧紧缠住，绝望地高高举起他的右臂。那是三个由于苦痛而扭曲的身体，所有的肌肉运动都已达到了极限，甚至到了痉挛的地步，表达出在痛苦和反抗状态下的力量和极度的紧张，让人感觉到似乎痛苦流经了所有的肌肉、神经和血管，紧张而惨烈的气氛弥漫着整个作品。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认为拉奥孔的鼓胀眉毛在生理上是表达不出来的，但符合了整个挣扎的面孔，与他紧张的身体融合了一起。这种夸张的表情被誉为“人类痛苦的标志”，这种风格被认为希腊化时期的巴洛克风格的最佳例子。

这组群雕被发现的时候，拉奥孔的右臂已经遗失，并且两个孩子当中一个遗失了手掌，另一个遗失了右臂，导致艺术家与鉴定家们对于缺失部分的原有情形争辩不休。米开朗琪罗认为拉奥孔的右臂是往回折的，这样显得痛苦，而其他人则认为右臂伸展指向天空，更有英雄气概。教皇组织雕塑家们进行评议，拉斐尔作为评判，最终手臂伸展的方案胜出并被安装到雕像上。

1957年，在罗马的一处建筑工地上发现了缺失的拉奥孔右臂，正如米开朗琪罗所主张的右臂回折姿势。这条右臂现在已经重新安装到雕像上，之前装上去的儿子们的手、臂也都被移除。拆装过程中，人们发现断面、凿痕以及金属的榫头、榫口表明雕像最初比文艺复兴时代复原出来的情景更为紧凑，更像立体的金字塔形状。

希腊化时期的雕塑对比古典时期更加注重于以完美的形式表达，《萨莫雷斯的胜利女神》以舒展旋转的动作、生动自然的体态、迎风飘动的衣纹表现出胜利者喜悦的心情，与环境交相辉映，构成整体。《垂死的高卢人》和《拉奥孔》表现了悲剧性情节中人物的痛苦扭动和挣扎，注重每一个细节的夸大，让雕塑整体表达出同一种气氛。

罗马帝国时期（27 BCE-AD 337）

如果说希腊人是欧洲艺术的创作者，那么罗马人就是欧洲艺术的传播者、发扬者。公元前211年，罗马征服了希腊的锡拉库扎，这是罗马艺术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带回的战利品引发了一场对希腊高雅艺术的涉足。公元前133年，帕加马国王把统治权交给了罗马，罗马在传统艺术和希腊艺术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折中主义的特点。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公元前509至公元前27年），雕塑的创作对象是一些显赫的家族和将军，贵族不要求把雕塑塑造的高贵完美，雕塑家塑造人物肖像时脸部的凹凸细节变化都包括在里面，格外的写实。希腊人认为身体是密不可分的，雕塑的制作都是全身像；但在罗马共和时期，写实的头部却安置在不符的身体上显得很奇怪。

公元前44年，尤利乌斯·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 100-44 BCE）遇刺，内战爆发，恺撒的侄子及养子屋大维（Gaius Octavius Thurinus, 63 BCE-AD 14）击败了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 83-30 BCE），结束了长达13年的内战。公元前27年，长老院授予屋大维神圣封号“奥古斯都”（Augustus），这一天标志了共和制的结束，新罗马帝国诞生。奥古斯都大群独揽，成为了完全的统治者。奥古斯都给地中海地区带来了长达两世纪的繁荣，文化艺术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奥古斯都兴建了大量的公共设施，各地都树立着他的帝王像，歌颂其丰功伟绩。艺术成为这一时期的政治宣传工具，为统治者树立其光辉高大的形象。共和制时期都是以长者治国，奥古斯都统一地中海时不到32岁，雕塑家被要求塑造年轻的帝王像。恺撒死后被当做神来对待，而奥古斯都又称作是恺撒的儿子，雕塑要体现出一种神圣。注重写实的共和国艺术满足不了要求，而古希腊的艺术为罗马帝国提供了灵感。

罗马城内曾经树立着80尊奥古斯都的银制雕像。在他的肖像雕塑中，现存最为著名的有两尊，一是所谓的“前门肖像”（Augustus of Primaporta），发现于罗马城北面其妻的别墅里，因树立于“前门”而得名。这尊雕塑以波留克列特斯《持矛者》为原型的作品中，奥古斯都是一位正在发号施令的军事统帅，他的身材魁梧，披挂着华丽的罗马式盔甲，盔甲上的图案描绘了帕提亚人将军旗归还给奥古斯都。每个细节都传达了其功勋伟大：奥古斯都的右手指向前方，似乎正在向部下训话，左手则握着象征权利的节杖；在他的右脚边，有一个小爱神丘比特的形象，表明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统帅，同时也是一位继承了神圣血统的仁爱之君；奥古斯都面部的表情严峻而沉着，透露出帝王的尊严和高贵。整个雕像的风格是十分写实的，所塑造对象的容貌刻画十分逼真，但人物形象则具有理想化的强烈倾向，为帝王歌功颂德的艺术目的一目了然。

公元98年，图拉真（Trajan, 53-117）继任罗马帝国领导人，作为一位极有作为的罗马皇帝，他和奥古斯都成为了优秀统治者的标杆。图拉真通过对外扩张，帝国的势力达到了顶峰，展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树立在图拉真广场的图拉真柱（Trajan's Column）就是其功绩的见证，柱面上描绘了达契亚战争的过程。

该柱由大马士革建筑师阿波罗多罗斯（Apollodorus of Damascus, active 98-125）建造。根据古罗马硬币的描绘，早期图拉真柱的柱冠为一只巨鸟，很可能是鹰，后来被图拉真塑像代替，漫长的中世纪夺去了图拉真塑像。1588年，教皇西斯都五世下令以圣彼得雕像立于柱顶至今。

柱面以精美浮雕而闻名，但柱面对战争的描绘只有四分之一，对运输装备和作战准备描绘的较多，体现了罗马人的团结和帝国强大有序的军队，图拉真在浮雕上反复的出现，永远处于画面中心。饰带浮雕上总共刻画了2500个人物，生动自如地把那些层次复杂、细节琐碎的不同场面组成一条狭长的带状画面。从构图学上观察，它有许多可取之处，首先它运用的是浅浮雕方式，人物构图比较紧凑，场面繁而不乱。由于受到传统浮雕程式的影响，在表现罗马人时出于美化需要，反显得呆滞而单调，而在表现敌对一方达西亚人时，却无拘无束，人物动作显得夸张，颇有生气。如欲了解带状全图可前往国家地理专题网站。

公元177年哈德良（Hadrian, 76-138）被定为继承人，这是一位推崇希腊文化的统治者。奥古斯都以青年运动员像为参照，而哈德良更喜欢模仿成年男子，因此留着胡子的哈德良像，在随后一个半世纪成为了罗马皇帝标准的制像模式。公元161年，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 121-180）执政，这一时期恪守罗马古典艺术的艺术家，开始探索新的方向：底层人民的一种非古典艺术的表现手法，得到了借鉴，发展成了罗马特色的风格。《马可·奥勒留骑马像》（Equestrian Statue of Marcus Aurelius）中打破了传统，为了显得他比一般人要高大，艺术家把奥勒留和马的比例进行了夸张。

中世纪在大规模损毁异教艺术（即希腊罗马艺术）品时，由于骑马铜像情调低落，被误认为是第一位基督教统治者君士坦丁骑马像而被保存了下来，得以我们今天仍能欣赏到2000年前的原作。这尊青铜骑马像也是为了表彰罗马统帅的威武，但马可·奥勒留在坐骑上表现出略有所思的样子，他举起右手，这种动作通常是罗马领袖像的程式。这里已体现不出皇帝向下属发号施令的神气了，它给人以一种平静的姿态，皇帝俯视着这个纷争喧嚣着的世界，似乎在向人民进行宿命论劝戒。坐骑的姿势雕琢得很生动，并不激越，而是稳步踏蹄而进的样子，当年不可一世的罗马军事领袖的神态早已荡然无存，连一种政治家风度在这里也找不到。

马可·奥勒留统治时期，罗马帝国已经开始慢慢的衰落，帝国皇权不断的受到挑战。他的儿子康茂德（Commodus, 161-192）继承了王位，公元192年遭到刺杀后，安东尼王朝的统治也宣告结束，罗马经济每况愈下。至四帝共治（Tetrarchy, 293-c. 313）时期，东西罗马分制，艺术家只能表达出“四帝共治”这一个整体，似乎又回到了古风时期僵硬的人物形态。希腊艺术将人物拘谨的形象解放了出来，而随着罗马帝国的分裂，彰显理想主义、个体与个性已成为过去。公元324年，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275-337）战胜李锡尼（Licinius, 263-325），成为罗马帝国统帅，定基督教为官方宗教。西方世界逐渐从古代世界过度到了基督教徒控制下的中世纪。

八百年的时间中，希腊雕塑家以和谐的比例造就了美的信仰，为雕塑创造了完美的法则；之后希腊人开始考虑到情感的寄托，信仰的神明也得以人性化。罗马的统治继承了希腊艺术的遗产，汲取了希腊艺术的精华。罗马艺术虽然多样性，但使人轻易的读懂，体现了统治者强调公众形象的特点。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摇篮，因此在西方文化界，存在 “言必称希腊”的现象。古希腊艺术对后世产生巨大的影响，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希腊和罗马对欧洲文明的奠定就没有现代欧洲。虽然时间已过千年，希腊和罗马的艺术家给后世留下的巨大财富，一代又一代的在不同的大陆上传播，艺术之美也给昨天、今天和未来带来无限的愉悦。